日期： 2025-12-12 类型：行业新闻
《美国的全球战略》，[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凌建平译，海南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定价：32.00元
基辛格的每本书都会引起关心美国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读者的兴趣。除了基于他丰富外交经验的洞察力，对美国历届政府首脑的直接影响力，他还影响了哈佛几代政治学者的现实主义以及饱受指责的人道主义记录，对于中国读者，他还具有更复杂的意味：他是中国现代外交史上最重要转折点的活化石。
《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内容非常庞杂，或者说采用的是“宏大叙事”方式，基辛格尽量用浅显的语言把他的博学呈现出来。《美国的全球战略》的英文版原名叫“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美国需要一套外交政策吗》），但是基辛格却没有在书中直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国内的智囊对是否应该用一套外交原则来指导甚至是约束美国的国家行为莫衷一是，另一方面也暗示基辛格对美国应该有一套外交政策毫不怀疑这一点他和另一位对美国外交政策颇有微词的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不谋而合。
基辛格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缺乏清晰外交政策的失望，“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几位总统候选人没有对外交政策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前两次总统大选中，情形是相同”。注意，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出版于2001年在7年之后，伊拉克问题成了决定谁成为总统的最核心问题，不知道美国从选民到政客对于这一外交政策的重视应该给基辛格带去欣慰呢，还是增加了他的担忧？
在这本书中，他首先向读者概述了美国作为唯一幸存的超级大国所面临的挑战；接着用四章分别论述了美国与四个“世界”的关系，当然包括了他对外交政策的建议。这四个世界是与包括西欧和俄罗斯在内的强势“民主世界”，与发展中的南美“民主世界”，与亚洲，与中东和非洲。
这个排序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各个世界在基辛格脑海里的相对战略重要性。他相信“根本不可能只采用一种办法分析和解释当代国际秩序”。这点从他将世界大致分为四种国际体制的标准能够准确的看出，他的区分标准同时考虑了意识形态、地理政治学和历史的因素。这四种国际体制是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征是彼此在军事上互不设防），以印度、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互相制衡的亚洲诸强（美国的相应政策为“均势”，这是沿袭了英国传统的针对欧洲大陆的外交策略），以宗教冲突为特征的中东关系和满目疮痍的非洲。
中国读者最关心的当然是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花了三节来直接讨论中国问题，这中间还包括一节分析对于中国政府战略考虑的地位以及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基辛格在书中提出的问题是“美国是动用一切手段尽可能长地拖延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呢，还是设法建立一种与所有国家合作的亚洲体制。”他的答案是后者，因为“中国若能继续保持国内的凝聚力，势必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从而更有能力挑战美国。但它不是唯一的新崛起的大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中国一样，也具有类似的选择，而且在某些方面障碍还有少些。美国是否要把防止任何国家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作为自己的安全政策？”这个计算是很明智的。他还认为中国在21世纪的前四分之一的时期内不大有几率会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不过，我怀疑如果基辛格在2009年而不是2001年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的话，他会专门用一整章来讨论中国。过去的8年中国的变化太迅猛，以至于今天，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几乎没办法在不代入中国这个变量情况下展开，因为无论是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还是在南美洲，中国都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重量级的玩家，而这一切除了因为中国是WTO的最大受益国之外，还因为中国国内的巨变。
基辛格本人在今年9月17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惊讶：“在我1971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如果有人向我预测2009年时中国的样子，我肯定会认为这个人是在做梦”；在今年1月12日北京召开的“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美国前总统卡特表示“世界上没有比美中关系更重要的外交关系”。这与基辛格在书中的断言“美日关系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关系”有一些张力。这种张力与其说是因为两位战略家的判断不同，不如说是因为这8年的变迁：中国的发展与美国的衰退。
今天，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不管它有没有一些美国战略家所假设的“道德缺陷”；同时，无论亚洲体制是否以美国与所有国家合作以特征，它都不可能是“美国设法”的结果，相反，美国的亚洲问题的主导权正在遭到它本想“遏制”的对手的蚕食，而战争的负担与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在很多外交问题上不得不主动寻求中国的支持。
2001年“911”之前的美国引用保罗肯尼迪的评语是一个五百磅重的大猩猩，无人能够撼动，超过罗马帝国曾经拥有的霸权地位。然而，也正如基辛格认识到的，“历史表明，帝国的大厦通常是从内部塌陷的，此时的每个问题已使帝国内所有的能量枯竭”。基辛格在2001年对亚洲格局的判断大概与李光耀对2004年的总统竞选人克里的建议类似：美国是解决亚洲问题的关键。今天，这个论断仍然没有错，但是不同的是，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关键，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关键。
在冷战高峰期，美国顶尖政治系的国际关系课中与苏联相关的课程往往旁听者众多。在国关学院一门课听课人数的多少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哪种外交关系最重要。笔者亲历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至少从2007年开始，在美国政治研究学术圈举足轻重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的中国政治课慢慢的变成了最热门的课之一。2008年笔者从耶鲁大学教授中文的助教那里了解到，最近几年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人数上升很快，以至于2009年当耶鲁由于金融危机校基金缩水无法开放更多教职的时候，现成的中文教师不得不大班授课以应付剧增的需求。
预测未来总是和赌博差不多。以“巧实力”为特征的外交政策正是建立在对未来不可预期的基础上的。希拉里在2009年1月13日的就职听证会上一再提到“巧实力“，使得这个概念的发明人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继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又一次名声大振。然而，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一样的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手段的“巧实力”就如同是外交政策的截拳道，最终是不可能有任何稳定的原则的，所以，希拉里的外交主张与其说给基辛格带来了安慰，不如说是新瓶装旧酒，把美国带回到基辛格所谓的“没有外交政策”的老路上去。
所有的这些都呼应了基辛格在结论部分表达的（认识论的）无奈： “在新世纪和新千年指出，美国不会找到任何灵丹妙药。美国与其说需要一项具体政策，不如说更需要一个长期的理念，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需要制定一项涵盖无限期未来的全球战略。”而能作出这样选择的政治家“要在外交领域纵横捭阖第一步是要具有感受未来，从而驾驭未来的直觉能力”。他并引用“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奥托冯俾斯麦的名言：“一位政治家能做的顶多也就是聆听上帝的脚步声，抓住上帝身上披风的下摆，跟着上帝走上几步”。
除此之外，基辛格还专辟出一章表达了其他的政治哲学观点：“政治家的最终困境在于如何在价值观与利益之间，有时是如何在和平与正义之间取得平衡。许多人把道德与利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分法视作是天经地义的，而这样的二分法却是目前就国际事务进行的辩论中的一个标准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的最著名鼓吹者当属乔姆斯基。
2007年笔者在理查德拜茨（Richard K. Betts，一位从哈佛毕业的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战略理论家）课后问他怎么样看待乔姆斯基，他回答说：“在语言学上他是一位杰出学者，但就政治而言，他是一个白痴。”这代表了“主流的”、尤其是在哈佛受过训练的国关专家的比较普遍的看法。然而乔姆斯基还是在波士顿站稳了脚跟，以一位非政治哲学家、非战略家的身份刺激一批又一批MIT和哈佛的学生反思国际政治和外交的道德底线。毫无疑问，在主张现实政治、反对国际法庭和对抽象的、超国家的正义主张持冷漠态度的基辛格看来，“将战略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会使美国处于无法行动自如的境地，即使追求的是那些被认为属于纯粹道德目标的时候亦是如此”。
也许这中间根本就没有对错，正如17世纪的英国法哲学家约翰塞尔顿（John Selden）所言：“Philosophy is nothing but discretion.”(哲学不过是自由裁量)。两人的差别不过是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
